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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卷西夏文所书《大夏天儀治平年三月李乾顺书》为存,考释》一文考证:本,内容由定始,三行西夏文书所作的修习法,以及抄写后核对的题记。”此三行西夏文书在西夏文文献中极为罕见。本卷也是迄今仅见的大致年代可靠的蒙元译本,对它的解读不仅能为研究藏传西夏文文献提供基本的资料,同时也为研究蒙元时期西夏移民的宗教思想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数据,具体请参考李若愚博士一文。
西夏自元昊建国以来,一直存在着“蕃礼”与“汉礼”之争,毅宗、惠宗两朝经过反复,到李乾顺时斗争更加激烈。李乾顺对高度发展的儒家文化与汉族文明十分倾慕,他决定在西夏大力提倡汉文化,以改变西夏的落后风气。永安三年(1101年),他借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倡导儒学,在薛元礼的上疏中称:“士人之行,莫大乎孝廉;经国之模,莫重于儒学。昔元魏开基,周齐继统,无不尊行儒教,崇尚诗书,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”。因此,只有重新提倡汉学,才能改变西夏的不良风气,挽救面临的危机。李乾顺采纳了薛元礼的建议,下令在原有的“蕃学”之外,特建“国学”,教授汉学。挑选皇亲贵族子弟300人,建立“养贤务”,由官府供给廪食,设置教授,进行培养。
李乾顺尊儒崇佛,贞观三年(1103年)二月,李乾顺为母后祈福,于甘州(今甘肃张掖)建造宏伟壮丽的卧佛寺。贞观十二年(1112年),正式公布按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,除“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、汉一等”外,对擅长文学的士人“尤以不次擢”,给予特别的优待。李乾顺自己也喜欢附庸风雅,曾借大臣高守忠宅第后院生长灵芝,以为祥瑞,百官朝贺之际,李乾顺作《灵芝歌》与诸大臣酬唱,并“勒石志瑞”。[13]有的贵族大臣对李乾顺重文轻武的举措不满。其时正逢连年水旱灾荒,李乾顺命诸臣言得失,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立即上疏,对李乾顺的重文轻武政策提出看法,指出:“既隆文治,尤修武备,毋徒慕好士之虚名,而忘御边之实务也”。但李乾顺不予采纳。

